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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及其“鞍型期”假设
2020年06月28日 08: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 作者:郭台辉 字号
关键词:概念史;“鞍型期”;假设;“元史学”

内容摘要:概念史作为一种视角与进路意义上的研究方法,源于德国深厚而独特的社会史传统,只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迅速推广,并广泛运用到社会史研究之外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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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念史作为方法

  概念史作为一种视角与进路意义上的研究方法,源于德国深厚而独特的社会史传统,只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迅速推广,并广泛运用到社会史研究之外的学术领域。但在应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德国概念史存在被误解与混淆,有时被视为英美传统观念史的外化与表达,有时被等同于语词史和“关键词”研究。近十几年里,德国概念史方法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方兴未艾。从德国和日本归来的方维规与孙江、受晚清史训练的黄兴涛、政治哲学出身的张凤阳等人,搭建平台、举办论坛,出版专辑、发表论文,以各种方式进行多学科合作,推动概念史方法在东亚文化圈的运用以及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尝试。从对德国概念史方法的传承来说,方维规的研究可能最为直接。他深受德国学术传统的严格训练,从德语学术界的原始文本引介,展示德国概念史方法的学理意义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诸多争议,澄清国际与国内学术界的相关争论与误解,并把德国概念史方法应用到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研究。

  其实,德国概念史方法很复杂,不易驾驭。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与科塞雷克等代表人物延续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哲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把概念史发展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他们对社会史的“人类学”理解关注人际关系与交流在社会类型、分层与结构方面的整体变迁,而语言是社会变迁的构成要素与内在动力,通过基本概念的语义及其结构性变迁来感知人类观念与行动的真实变化。因此,德国社会史不同于英美传统的社会史,后者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研究假设基础上关注经济与人口等物质领域变化。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在理解德国概念史作为社会史之方法的基础上,强调“基础概念”的选择理据,以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丰富的一手史料,关注近代中国新兴的概念集群。然而,该著作倾向于德国概念史方法的中国应用,并没有在方法论层面解释为何以及如何选择这些新兴概念,只是把这些问题的答案穿插在篇章的字里行间。

  作者的重点在于理解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与巨变,并没有过分突出概念史方法的新颖性,不愿意让研究工具的凸显遮蔽或冲淡研究内容的学术价值与厚重感,而是把方法融入到内容中,让读者自己去领会概念史方法的魅力。当然,作为一项运用新方法的经验研究,如果能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套路”,学术传播的效果可能更理想,让读者更为完整地了解概念史方法及其在近代中国应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本文并非整体评价该书,而是以此切入,讨论所运用的德国概念史方法,进而评估概念史方法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有效性问题,并间接探讨中文或东亚概念史方法的可行性。总的来说,《概念的历史分量》既遵循概念史方法的规范性,又考虑其中国应用的特殊性。

  在规范性方面,作者高度重视德国概念史关于概念集群、概念丛、概念网络与概念结构的语义变迁问题,考察几组相关概念在特定时段内的语义关联和变化。这意味着,构成文本的基础性概念并非单独存在的,只有在一个“家族相似性”的群体结构及其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其独特语义。由此,语境决定语义,语义界定概念。同时,概念之间相互关联并集体作用,新语境条件下产生的新语义替换与迭代旧语义,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观念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结构性变迁。具体来说,该书涉及近代中国思想在七个方面的结构转型,包括方位、文明、民族、政党、民主、经济与知识精英,通过这些基本概念来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具体翔实的一手资料文献中。虽然该著作使用辞书等大量的一手史料,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实证史学研究,也反对从概念集群中抽离单个概念而进行“细长面条”式的整理,而是不断与同时代的前沿研究成果对话。该著作多维度呈现概念集群的结构变迁,展示语言文字背后鲜活的抽象哲理与具体思想变迁过程,区分大小概念之间、上位概念与下属概念之间在特定语境中的关系变化。作者充分运用跨学科的思维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尤其把语言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方法应用的特殊性方面,作者充分意识到,近代中国是“西学东渐”的高歌猛进时代。在近代急剧变化的“西化”与“现代化”时期,传统观念与语词迅速消退,新思想与新名词从西洋各国和东洋日本大量涌入。中国从万邦来朝的“天下体系”转入万国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外来的新观念无法通过传统的语词和语义来表达,而是随着每一次关键事件的发生而带来的新一轮思想冲击,大量新观念通过新名词与新术语的翻译,迅速涌入与广泛传播。换言之,关键事件、基本概念与重要观念的变化过程大致处于同一进程,充分展示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的交织、碰撞与交替。因此,在变化如此剧烈的历史时期,概念集群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与社会政治变迁的节奏一致,而且也充分反映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这意味着,考察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转型,需要确立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语境条件,并关注特定概念在西方的源生语义,尤其要重视转译后形成的汉语概念与原生概念之间的差异。这增加了概念研究的复杂程度,不仅要求研究者掌握近代中国在关键概念方面的语词变化、概念所指之物与能指之意间的变化,还必须理解相应概念的西方原生语境、传播渠道、语义变迁与特定语境条件变化。作者充分发挥其掌握多语种的优势,尤其把中文、英语、德语中的相关概念结合起来思考,在充分掌握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几组概念集群进行跨时空、跨语言、跨文明的深入比较,集中呈现近代中国思想的巨变与转型。

  然而,德国概念史方法得以可能,是建立在“鞍型期”的历史分期假设基础上的。《概念的历史分量》没有专门篇章讨论概念史方法在东亚地区推广过程中所面临的史观问题,但无不关联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试图从理论与方法上为中国概念史方法锚定一种历史过渡期的研究假设。在鸦片战争之后,传统帝制观念迅速式微但未完全消退,而新思想新名词不断涌入但未能占主导地位。到1900年,旧时代的传统经验被彻底抛弃,一并受制于新时代革命热情的引导。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近代中国在观念、名词、制度等各领域都已经非常不同于帝制时代的传统中国。据此,在作者看来,科塞雷克的“鞍型期”在中国的历史转型结构可以大致对应王尔敏提出的晚清六十年(1840—1900)。因此,在确定历史分期的基础上,选择几组关键的概念集群,既充分反映中国近代思想的结构转型,又在语义与思想变迁方面来理解传统帝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通过这些概念的语义变化来印证其历史分期假设的自洽性。该书选择的概念集群大体上处于这个时间跨度,只有讨论“知识分子”概念的时间范围远不止于此,而是延伸到了三四十年代。接下来的两部分内容,本文以历史研究的双重假设为基础,重点评价科塞雷克的“鞍型期”方法论假设及其在中国的调适问题。

  二、“鞍型期”作为假设

  313棋牌是哪个网址需要假设,旨在以某种基本共识的命题或价值系统为基础,确立一套研究链条完整的知识生产机制。但是,313棋牌是哪个网址的假设分为“学”(认识论)与“术”(方法论)两个层次。前者是为了确认“何为真”,作为普遍预设(absolute presupposition)或前置条件(precondition),用于评价知识生产的来源、性质、目的、意义与有效性。比如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追求善业,培根认为人类知识是为了普遍福祉,而兰克的历史研究是为了窥探“上帝之手”的普遍历史进程。那么,至于何为善、福祉和普遍历史,这些问题及其回答都不能成为知识生产范畴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开展具体知识生产的前提、预设与基础。方法论层次上的研究假设是为了确立“如何可能”,便于开展研究而选择特定的“人为约定”因素(包括理论、概念、视角、方法、数据、材料等研究手段),但这些“约定”的假设是否有效,则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进行验证(test)和证实(verfication)。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在方法论层次来理解。

  历史事实没有假设,而历史研究必须假设。西方史学界最为典型的研究假设是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对于19世纪之后的人来说,资本主义形态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对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观念差异与界限标志,却引起历史研究诸多争论,根源在于不同史学理论家的研究预设不同。一旦把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确定为14、15世纪,那么,近代社会是如何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与争论在于方法论层次有不同的研究假设。比如在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引发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形成莫里斯·多布(Marice Dobb)的“内部论”与斯威齐(P. Aweezy)的“外部论”之争。

  为了突破这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分歧,史学界提出一种“历史过渡期” 假设,认为社会形态从旧的固态向新的固态变迁与转型,在旧秩序的解体与新秩序的建构之间必然经过“液态化”的变化过程,而“液态化”意味着旧结构崩溃而新结构尚未成熟的历史过渡期。欧洲14世纪中叶黑死病事件标志着传统的封建国家形态开始解体,欧洲文明面临各种灾难,也不断寻找摆脱困境的新秩序,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才确定西方现代民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之间经过四百五十年的历史过渡期。历史过渡期的方法论假设可以打破史学界关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既定框架,也消解了传统终结与现代兴起问题的无休止争论。当然,这只是从社会秩序形态的角度来讨论,如果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对历史过渡期的讨论就更充满争议。这是因为,历史变迁是以复线变化的方式呈现,在时间跨度、变化速度、渐变的改革或聚变的革命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新结构形态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以上述的方法论假设以及历史过渡期的具体假设作为理论铺垫,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德国概念史家科塞雷克提出的“鞍型期”假设。科塞雷克之所以对开创德国概念史方法有标志性意义,在于他不仅主编《历史的基本概念》八卷本的鸿篇巨著,还为之提供历史理论的完整解释。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为概念史方法的理论化提出“鞍型期”的方法论假设,据此进一步就“基本”概念的选择问题而提出时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的“四化”标准。科塞雷克认为,“鞍型期”是一种历史分期的研究假设,表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然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期。在此时期,传统“经验”不断失效,当下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安排逐渐受制于未来“期待”的引导。“鞍型期”的研究假设之所以独具匠心,在于表明,传统经验与未来导向之间的历史断裂线并不明显,而是作为一个“模糊地带”,过去与未来在此交织、碰撞与重叠。概念史方法正是以此为研究假设,并在此“鞍型期”内,按照“四化”标准来选择重要的基本概念,既可以作为一种表征方式和痕迹,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变迁,本身又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力量,推动历史的变迁。

  科塞雷克通过考察德国的概念史传统,认为德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社会变迁存在一个“鞍型期”,即从1750—1850年的一百年。基本概念在此之前受传统“经验”的束缚而语义稳定,而在此之后则受未来导向的指引,形成影响至今的新语义形态。只有在这一百年的“鞍型期”里,基础概念散落在各领域的语义不够清晰,并且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传统经验与未来期待的语义成分相互冲突、碰撞但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要跟“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在概念语义上已经完全走出“鞍型期”,在观念上彻底受制于未来的引导。

  不仅如此,科塞雷克还为“鞍型期”假设找到认识论层面的“元史学”预设来作为支撑。他从基督教传统的末世论与创世论的二元划分及其之间的联系寻找神学依据,并在康德历史哲学中得到支持,提出“元史学”预设,即人类的世俗历史过程存在“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两个维度。“经验空间”是所有过去累积和沉淀下来的历史事实,“期待视域”是指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包括愿望、恐惧、规划和焦虑等,而处于当下的人们恰恰在二者之间徘徊,因此必然需要同时面对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断裂与联系问题。其中,“现在”既是“过去”事实的终结,可以从具体空间的经验材料中找到证据,又是“未来”期待的起点,这需要从历史合目的性的、超空间的普遍历史来推理。只有在社会结构处于急剧变迁的历史时期,“过去”与“未来”才可能在“现在”汇合与交织,也只有在这个关节点的历史时期才能找到断裂与联系的内在机制,由此理解人类文明从过去通向未来的真实路径。

  显然,科塞雷克奠基的德国概念史方法之所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并广泛传播,在于其成熟的构成体系,即认识论层面确立“元史学”预设,方法论层面提出“鞍型期”假设,在此双重假设之间确立稳定的逻辑关联,进一步通过“四化”标准来确定“基本概念”的概念群范畴,并通过严格一手史料的实证史学来验证概念的语义结构,使史观与史料之间形成完整的闭合循环。

  三、“鞍型期”的中国遭遇

  《概念的历史分量》把德国概念史方法充分应用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研究,把观念史与事件史统一到概念史。其“元史学”预设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分,进而确定晚清六十年为“鞍型期”,使之成为中国概念史方法的研究假设以及基本概念选择之合理性的逻辑前提。“鞍型期”假设把近代看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意味着传统与现代在此交织、碰撞与断裂。在此之后,传统观念永远留在古代中国,深受西学影响的现代观念把中国拽进现代世界体系。由此,该著作成功打通了中国概念史方法生成逻辑的四个互通环节,通过史料与史观的结合确立一个完整的研究链条,即历史预设—“鞍型期”—基本概念—语义结构。历史预设的确立恰恰来自传统“经验”的消逝与未来“期待”的指向间的二元分界,这又从“西学东渐”带来概念语义的结构性变化中得到翔实史料的支撑。

  然而,概念史是否真实反映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一致关系呢?“鞍型期”假设是先在地决定基本概念选择的时间范围,还是不同概念的语义变迁各有不同的“鞍型期”?如何确定近代中国的“基本”概念呢?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把概念史方法运用到近代中国思想研究时,重新思考其背后的“鞍型期”假设。

  其一是现代性的目的性预设问题。科塞雷克的“元史学”预设认为在未来有目的的期待与过去的历史经验间存在断裂。但是,这个断裂过程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有着不同的发生时间与路径,只有深入到具体的社会政治空间才能理解具体概念变迁的“鞍型期”不一致性。在近代中国思想里,语词与语义的现代化和思想观念的西化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经验与未来之间也并非固定不变。比如“国民”的使用频率在晚清最后十几年一路飙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必然受制于未来期待的指引,因为随着一战爆发和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以俄为师”之后,“国民”的使用几乎消失殆尽。同样,从金观涛主持开发的中国政治观念数据库来看,“国家”的使用频率有5万多条,“天下”也有4.7万,“国民”有4.5万,而“中国”则有20万。但为何鲜人有关注代表传统观念的“天下”概念及其语义变化,而更重视“国家”“国民”这些更具西方性和现代性的概念呢?这意味着,概念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视域和目的论预设。

  其二是政治史的优先性问题。科塞雷克虽然认为任何概念都有自己的生命、历史与变迁路径,但提出“四化”标准,强调基本概念的政治属性。他重视政治结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对于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决定性影响,并以政治结构的传统解体与现代重构为“鞍型期”标志,从而把概念史与社会政治史关联起来。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国从德意志民族独特道路重新回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史学回响。那么,用政治史的分期来替代整体的历史分期,是否同样遭到兰克学派所遭到的批判,政治一定对经济、文化、社会、精神等领域的决定性地位吗?人类生活的各领域是否存在断裂与不连贯性?政治结构的转型是否必然如此深刻地投射到思想观念领域的断裂?

  其三是历史“鞍型期”的共识问题。传统社会—心理—文化结构的解体到现代的新结构奠定,之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研究理路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已有研究表明,西方世界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期是350年(1450—1800),而具体到法国是140年(1680—1820),德国是100年(1750—1850),英国是300年(1500—1800),但波考克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的50年(1780—1830),认为这才是英国进入现代的过渡时期。在中国,关于近代历史过渡的时期划分也有很多分歧,比如王尔敏强调晚清六十年(1840—1900),在张灏看来,1895—1920年代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金观涛、刘青峰主持的“数据库”集中在1830—1930年间。孙江把近代的下限推迟到1935年前后,并且选择“基础概念”的标准是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全部集中到“国族”诉求,这与黄兴涛关注“中华民族”的时间相一致。然而,对于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来说,近代开端的这种“鞍型期”需要两百年,至今远没有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鞍型期”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假设,不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受制于研究者主观的问题意识或同时代集体的历史无意识,由此决定历史事实的取舍。因此,历史“鞍型期”问题在学术界难以达成共识。既然如此,概念史研究可能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研究者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采用不同的研究假设,由此决定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层面的历史变迁的必要性,并强调不同时段的重要性,以表达特定概念的语义结构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位置。或许正如提倡“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所言,每个历史学家为了“实用的目的”,自主判断并自由选择自己偏爱的哲学观、先验的道德与人性假设,由此决定性地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解释方式。换言之,不同的问题意识需要不同的历史研究假设,并形成不同的历史分期,反之亦然,相同的历史分期背后存在某种共同的历史研究假设和意图。

  (注释略)

  (作者: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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