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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英语译介二百年
2020年06月28日 08:56 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田莎 朱健平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系统考察了19世纪初以来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将其分为传教士翻译、以西释朱、以朱释朱和现代诠释四个阶段,分析了不同阶段译介的目的和特征,最后总结了朱学译介的整体特征,并思考了它们对今后有效译介朱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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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朱学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思想学说之一,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走过二百多年的历程,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时期或地域,朱学西渐的整体路径仍是盲点。本文系统考察了19世纪初以来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将其分为传教士翻译、以西释朱、以朱释朱和现代诠释四个阶段,分析了不同阶段译介的目的和特征,最后总结了朱学译介的整体特征,并思考了它们对今后有效译介朱学的启示。

  关键词:朱学;英语译介;二百年;四个阶段

  作者单位:田莎,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朱健平,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1. 引言

  朱熹的学说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且跨越国界,先后影响了西方的怀疑论、偶因论、单子论等(林金水1997:300-305),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说。朱学英译始于19世纪初。1819年,马礼逊(R.Morrison,1782-1834)发表《中国形而上学》(Chinese metaphysics),首次向英语读者系统介绍朱学1。此后二百多年,朱学在英语世界被不断译介,对英语文化的多元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朱学英译逐渐引起学界关注,陈荣捷(1974)、林金水(1997)、朱谦之(2006)、司马黛兰(D.Sommer)(2009)、卢睿蓉(2011)、蔡慧清(2012,2014)、彭国翔(2012)、赖文斌(2016)、陈树千(2017)、帅司阳(2018)等对朱学译介做了深入研究,但均失之零散,二百多年来朱学西渐的整体路径尚无系统描述。为此,本文将朱学西渐分为四个阶段,即传教士翻译期、以西释朱期、以朱释朱期和现代诠释期,试图对不同时期的朱学英译进行梳理,展现英语世界二百多年的朱学译介历程。

  2. 传教士翻译期(19世纪):为God的汉语译名寻找理据

  传教士翻译朱学起因于God一词的“译名之争”。19世纪,中国国门被西方炮火打开,传教士获得进入内地传教的特权。他们深知宗教经典对信仰形成的影响力,因而十分重视《圣经》翻译,却因God一词的汉译爆发了译名之争,于是纷纷深入当时被奉为官方正统的中国宇宙论——朱子理气论中为各自的主张寻找理据,朱学由此迎来第一个英译高潮。在这次浪潮中,马礼逊率先登场,于1819年发表《中国形而上学》,开启了朱学英译的先河。随后,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麦丽芝(T.R.H.McClatchie,1812-1885)、湛约翰(J.Chalmers,1825-1899)等先后围绕译名之争,以《御纂朱子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为中心,对朱学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译介。这一时期的译者均为传教士,翻译目的都是为传教寻找依据,故可称为传教士翻译期。

  2.1 马礼逊的英译

  马礼逊作为近代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向英语世界传播朱学的第一人。他在1812年翻译《大学》时便将朱子注释融入译文,并在1808-1822年编撰《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时大量引用朱熹之说释字(陈树千2017:64-67)。为更好地翻译《圣经》,他于1819年在《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发表《中国形而上学》,用近十页的篇幅译介朱子理气论中的“太极”、“理”、“气”等关键概念,以期在中国正统的宇宙论内为God、Deity找到适切对译,并利用其传教。尽管他呈现的朱学被赋予了神学色彩,但他作为朱学英译的引领者,打破了耶稣会士“尊先儒,抑新儒”的禁忌,其首译之功不可埋没。

  在马礼逊译介后的20年间,朱熹逐渐为后来的传教士所接受,他们开始在文章中介绍和引用朱子思想。以当时最具影响的《印中搜闻》和《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为例,1820-1844年间论及朱学的文章不下十篇(见蔡慧清2014;赖文斌2016)。不过,这些文章都只是一些简单的译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朱学真正意义上的英译直到1844年麦都思等在重译《圣经》期间爆发“译名之争”时才开始。

  2.2 麦都思的英译

  麦都思是继马礼逊后影响最大的来华传教士,也是最早将朱熹著作逐字译成英语的汉学家。五口通商后外国势力在华进一步扩张,马礼逊等人的《圣经》译本已不能适应新的传教形势。鉴于此,麦都思于1843年召集在华新教传教士到香港讨论《委办译本》(The Delegates’Version)的翻译事宜,God的译名之争由此爆发。麦都思作为“上帝”译名的拥护者,为从中国宇宙论中找到“最高存在”观念的痕迹,论证“上帝”译名的合理性,于1844年翻译了《全书》第49卷反映朱子宇宙观主体的《理气》和《太极》两篇,发表在《中国丛报》第13卷第10和12期,开始了朱子著述真正意义上的英译。他以脚注暗指“无极”与“神”(deity)的相似性,更通过语态手段缔造了一个并非“理”的“最高存在”(见Medhurst 1844a,b)。总之,他从基督教本位出发以传教为目的翻译朱学,并据此提倡以“上帝”译God,其译本自然带上了一定的神学色彩。

  2.3 裨治文的英译

  《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是“神派”支持者,他反对麦都思以中国的“上帝”与God类比,因而试图重译朱子理气论作为回应。裨治文于1849年在《中国丛报》先后发表《朱子生平》(Memoir of the philosopher Chu)和《全书》第49卷中《天地》篇的节译《中国宇宙论》(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并通过预选文本、撰写评注等手法改写理气论,将朱熹塑造成一个思想落后的唯物论者,置其于基督教的对立面大加批判(帅司阳2018:25),目的是要论证“朱熹的宇宙论实则滑稽且荒谬”(Bridgman 1849:347),进而论证“上帝”不配与God相提并论,而类词“神”才是God译名的最佳选择。“上帝”派与“神”派各执己见,导致译经委员会决裂,从而使两种不同的《圣经》中译本同时问世。

  2.4 麦丽芝的英译

  “译名之争”在19世纪60年代短暂消停后,70年代又因北京官话译本的翻译而硝烟再起。为此,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丽芝决意再译朱子理气论。1874年,他翻译了《全书》第49卷理气论全篇,以《儒家天体演化论》(ConfucianCosmogony:A Translation of Section Forty-nine of the“Complete Works”of thePhilosopher Choo-foo-tze with Explanatory Notes)为题出版,成为朱学首部英文译著。他与裨治文一样,反对“上帝”译名,且出于同化中国的传教目的,对朱子太极观进行基督神学比附,“将太极的无形部分定义为‘理’,并比附为西方哲学中的第一神(Theo;Deus),有形部分定义为由原始的‘气’凝聚成形的宇宙,并比附为第二神‘上帝’”(McClatchie 1874:138-140),最终将理气论塑造成了与基督教义相呼应的至神学说,并提出以“至神”译God的主张,从而“名正言顺”地在中国当时的官方哲学中构建起了基督文明。可见,麦丽芝的翻译开始呈现出鲜明的东方主义特质。

  2.5 湛约翰的英译

  麦丽芝此举引发了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湛约翰的批评。1875年,湛约翰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发表同题评论《儒家天体演化论》,批评并修正了麦丽芝的误译和误释。同年,麦丽芝也在该刊发表同题文章予以回应。次年,湛约翰又节译体现朱子太极观的《性理大全书·太极图》第8篇,载于《中国评论》,竭力摈弃基督神学视域,以原文为中心围绕文本的字面意义进行诠释,且呼吁“读者要结合中文原文来读译文”(Chalmers 1876:244),以客观展现朱学的真义。对湛约翰而言,此次英译不仅是“译名之争”的手段,更是其立足文献开展313棋牌是哪个网址的渠道,可以说是朱学英译走出神学导向、走向专业文献翻译的转折点。

  此外,还有两人也颇值一提:理雅各和卫三畏。为了帮助传教士理解儒学,更好地为传教服务,理雅各于1861-1886年翻译了四书五经,其中援引了朱熹的注解;卫三畏于1883年修订了《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系统介绍了包括朱学在内的中国宗教、政治、经济等内容。二者间接推动了朱学传播。

  这一阶段的朱学英译中,传教士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在“译名之争”的历史语境下,聚焦朱子理气论,围绕翻译进行了相应的研读和诠释,试图更好地为汉译《圣经》、传播福音服务。他们出于不同的译名立场和传教目的,对理气论做了不同英译,客观上促进了朱学在英语世界的初步传播,构成了英语世界认识朱学的起点。

  3. 以西释朱期(20世纪上半叶):为重释西方哲学寻找参照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西方世界弥漫着深刻的文化危机意识。为了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他们不断地进行价值反思,并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传统思想,朱学也因此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1922年,卜道成(J.P.Bruce,1861-1934)借助西方神学框架系统翻译了朱学的哲学内核,从此朱学作为西方哲学参照的价值开始凸显,朱学英译也随之进入以西释朱期。这一时期跨越半个世纪,译者和研究者多为专攻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他们借用西哲思想和概念来翻译和研究朱学,其目的其实并非译介朱学,而是为重释并丰富西方思想寻找参照。

  3.1 以西释朱期的朱学英译

  这一时期主要有两个译本,一是卜道成译本,一是卜德(D.Bodde,1909-2003)译本。二卜在选材上跳出了理气论,开始关注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理解更系统,学术性更强,“以西释朱”特征明显。

  3.1.1 卜道成的英译

  卜道成是英国浸礼会牧师,也是以西释朱第一人。他1887年来华,不久便开始关注朱学,1918年发表《宋代哲学的神学意义》(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认为朱子之“理”当包含仁、智两面,具有宗教性质(Bruce1918:123,127),断定理学与基督教义相通。1919年卜道成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专攻朱学,逐渐认识到“朱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Bruce 1922:xi)。但当时英语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多靠理雅各等翻译的先秦典籍,对中国的了解也仅限于先秦。卜道成试图弥补这一缺失,通过翻译朱学思想,“向西方系统介绍孔孟之外塑造中国思想的朱学”(同上:xi)。然而其最终目的是“使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界可以对照朱熹哲学进行比较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以进一步丰富西方思想的理论内涵”(同上:xi)。为此,他于1922年翻译《全书》第42-48卷,即朱学中最具广泛意义的性理哲学,并以《朱熹的人性论》(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by Chu Hsi)为题出版,译文中大量引用圣经箴言和神学理论,并将朱子思想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理论进行对比。为帮助读者更多了解朱学,他还撰写了《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Chu Hsi and His Masters: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作为译著导论,通过介绍北宋五子阐明朱学的理论来源,并从宇宙论、人性论、有神论三方面介绍朱熹的哲学体系,“为英语读者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Bruce 1923:ix)。该导论1923年出版,成为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学的英文专著。

  3.1.2 卜德的英译

  朱学更系统的英译是在20多年以后。1935年美国汉学家卜德着手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1942年在《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其朱学一章,即《朱熹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u Hsi),此章分七节,几乎涵盖整个朱子哲学体系。但此译并非基于朱子原著而译,而是基于冯友兰对朱子思想诠释的跨文化再诠释。冯友兰本就倾向以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思想诠释朱学(刘笑敢2006:34),如将“理”、“气”分别诠释为希腊哲学中的“形式”(Form)和“材质”(Matter),而且认为朱子重伦理的倾向也与柏拉图一致。可见,卜德的英译已是基于比较哲学的跨文化再诠释,其关注点自然也落在了朱学与西哲的互相参照和比较上。更有甚者,卜德(Bodde 1942:51)还特别指出,“朱熹哲学尽管以伦理为最终旨趣,但他将逻辑与伦理融于一‘理’,这一做法十分可贵”,试图以此反思西哲鲜明的逻辑特色。

  二卜的英译将朱学以参照的形式带入英语世界,二人以西释朱的译本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研究朱学的蓝本,并在西方不断催生对朱学的参照性研究。

  3.2 以西释朱期的朱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际汉学中心逐渐移至美国,美国学者开始借助二卜的译本研究朱学,不过目的不是了解朱子思想,而是以其为参照化解西方精神危机。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霍金(W.E.Hocking,1873-1966)和李约瑟(J.T.M.Needham,1900-1995)。

  3.2.1 霍金的研究

  1936年,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霍金在《哈佛亚洲研究》发表《朱熹的知识论》(Chu Hsi’s theory of knowledge),比较朱学与康德、柏格森等人思想的异同,认为朱熹哲学尽管没有明确谈及民主,但其倡导的“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圣”等观点却呼应了其中最根本的平等原则,试图借此找寻真正推动民主进程的真理(Hocking 1936:127)。

  3.2.2 李约瑟的研究

  1956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2卷《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中也论及朱子思想,并通过与怀特海和莱布尼兹哲学思想进行类比,发现朱熹将最高伦理与自然界融合为有机体,因而将朱子哲学界定为“有机论哲学”(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Needham 1956:490-493),并断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得益于周敦颐、朱熹等人的思想(同上:505)。总体而言,李约瑟的研究从科学入手,旨在从中挖掘科学要素以观照现代科学的发展。

  综上,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2发现了朱子思想的哲学参照价值,开始系统译介朱子哲学,并将之与斯宾诺沙、莱布尼兹等的西方哲学比较,只是目的不在朱学本身,而在其对西方哲学的参照价值,他们试图通过对朱学的译介强化对自身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认同。

作者简介

姓名:田莎 朱健平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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